历史的补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澳门

　　
真正进入中国并不容易。
在7世纪的唐代和13世纪的元代，基督教曾经两度传人中国，都未能立住脚跟。其原因种种，主要的大概还是当时中国的儒家文明远高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到了16世纪，西方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才为基督教重新进入中国铺就了阶梯。

　　有了两次前车之鉴，东来的传教士便格外小心翼翼。
　　在十五六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都隶附于神学院之中。因此，经过神学院正规训练出来的传教士，往往都是术有专长的饱学之士。但要来中国传教，还必须熟知中国文化，才能进入中国社会的深层和高层。于是，始建于1563年的圣保禄教堂，即今天烧剩一堵高墙的“大三巴牌坊”，便附设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圣保禄学院。这是西方教会在东方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大学，其目的是教给西方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的方法。从16世纪以来澳门确实荟萃了一大批日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扬名的各国传教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德国的汤若望、法国的金尼阁、葡萄牙的徐日升、比利时的南怀仁等。他们以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儒雅谈吐，博得文人学子、达官贵胄，乃至当朝皇帝的青睐，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作为西欧列强殖民东方的历史之一部分，基督教传入中国，夹杂着许多宗教以外的并不神圣的目的；但作为传教士个人，他们往往有着令人感动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据说当年利玛窦为了进入中国传教，曾经竭诚在圣保禄学院修习了两年；来到广州后，为了能够进入北京，他甚至宣布脱离自己的国籍，愿做中国子民；而后又剃发去髭，穿上僧袍，俨然一个洋和尚；最后才重新换上儒服，交结官员文士，经过这一番努力，总算进入中国士族政治的核心。
　　有着这种虔诚的献身精神，他们的业绩当然令人刮目相看。他们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承载者，来中国传播西方的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舆图学、医学、建筑学、语言学、文学和艺术，以西方的科学理性，改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的玄学清流，使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之学蔚成风气。另一方面，他们来中国久了，广泛地接触中国的社会，深知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同时又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承载者，热心将中国古代的典籍著述，译介到西方。利玛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翻译《四书》；金尼阁也在天启六年(1625年)用拉丁文翻译了《五经》；之后又有殷铎泽和郭纳爵以《中国的智慧》为名翻译《大学》；殷氏后来又以《中国的政治道德学》为名翻译《中庸》。其他如《论语》、《易经》、《诗经》、《礼记》等都有多种拉丁文译本出现。1585年由传教士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1658年由传教士卫匡国撰写的《中国历史》(上古部分)，相继在欧洲出版，并译成多国文字，风行一时，大大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这些传教士在回国复命时，还携回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如柏应理返罗马时带回了四百多册书，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白晋返法时将三百多卷中国图书送给国王路易十四。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傅尔蒙皇家文库，藏有数千卷中国图书，大都来自这些传教士的搜罗。
　　这一切都是经由澳门——中国最早一个开放门户进行的。历史给予这块备受殖民之辱的中国土地的补偿，是在中国南部大陆的边沿，站立起了一座属于世界交通史、世界贸易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历史名城。
　　记住澳门，不是记住它曾经显赫的教堂，而是记住它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澳门的“中国”和中国的澳门
　　
　　一位研究澳门文化的葡萄牙学者潘口明神父，曾经考察了百年前澳门洋人和华人的居住情况。他从半岛的中部划一道线，中部和东南部古城一带是“洋人区”：在“具有葡萄牙建筑风格的住宅和小巧别致的宫殿及其花园和西方果树”的异国情调中，“从晨曦微露到夜幕降临，教堂悠扬深沉的钟声，兵营里阵阵撼动山岳的战鼓声与雄浑激越的军号%E